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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让座
周恩来让座
文史旅游社区  加入时间:2008/6/9 16:51:06  互联网  点击:1303
周恩来让座
 

                                  纪念周总理逝世32周年

                                       周恩来让座 

                                  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 梁 衡

    2006年9月里因事路过广东新会。新会是梁启超的家乡,又是元灭宋、丞相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跳海的地方,过去为县,现在是江门市的一个区。我万没有想到在这样一个小地方竟有一个资料丰富的周恩来纪念馆。当地的人也很自豪,他们说,周恩来任总理时,政务缠身,能下到一个县连住七天,一生仅此一例。我心里明白,哪里是周恩来有闲,是政局错位,一个历史的小误会。 

  1956年下半年,全国出现冒进的苗头。掌国家经济之舵的周恩来提出反冒进,毛泽东不悦,说“我是反反冒进”。1958年1月南宁会议,3月成都会议,周都受到批评,并作检查。7月1日至7日,他便选了广东新会县来作调查研究。其时周公心里正受着煎熬,正是伟人不幸,小县有幸,留下了这样一处纪念地。

  周恩来此行所以选中新会,有一点小起因。当年6月19日《人民日报》报道新会农民周汉生用水稻与高粱杂交获得一种优良水稻新品种。周总理很重视,专门带了一位专家6月30日飞广州,又转来新会。在实验田旁周见到了这位农民。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生活条件还很差,乡干部和农民一律都是赤脚,总理的穿着也就比他们多着一双布鞋,只是衣服稍整洁一些。接待人员找了一把小竹椅,一个小方竹凳放在地头,本意让总理坐小竹椅。不想总理一到就坐在小凳上,把小椅子推给周汉生,还说你长年蹲田头,太辛苦。这张照片挂在展室的墙上,成了现在人们难以理解的场景。按现在的习惯,官大一级,见面让座,起行让路,等级分明。一个大国总理来到地头已属不易,怎么能在座位上尊卑颠倒呢?我立即联想到,已逝全国记协主席吴冷西也是新会人。一次,我听他讲过一件事,上世纪50年代初,朝鲜工会代表团来访,总理接见并合影,他的座位安排在前排正中。周恩来不肯,要当时的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与客人坐正中,说你是正式主人,今天我是陪客。结果总理真的坐在旁边,报上也就这样照发照片,那时大家觉得也很自然。我曾见过延安时期老同志的几幅合影,大家都随意或坐或站,有几次毛泽东都站在较偏的位置。无疑,毛当时的地位是应该居首位的。现在我们看这些老照片,心里真说不清是陌生还是亲切。

  座位这个东西是典型的物质与精神的结合。有把椅子,坐着好说话或办事,这是物质;坐上去,别有一种感觉,这是精神。坐椅子的人多了,就要排个次序,就有了等级。等级就是一种精神。等级不可没有,如军队指挥,无等级就无效率。但不可太严,太严了就成障碍,心理障碍,工作障碍。正如列宁所说:真理很灵活,所以不会僵化;又很确定,所以人们才能为之奋斗。现在我们对座次是只僵化而不灵活了。

  存在决定意识,在没有椅子坐时,当然没有座次。我看过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的会场。那是一间大伙房,没有座椅。56个中央委员、候补委员,随手从房东家带一个小板凳就开大会。难的是有了椅子后怎么办?周恩来的一生是为公的一生,这从他位次变化中可以看出来。他早年就坐到党内的第二把交椅。长征开始时,党务、军务大事由最高三人团负责:博古、周恩来,还有一个外国人李德。遵义会议后他把军事指挥的椅子让给毛泽东,一、四方面军会师,为团结四方面军又把红军总政委的椅子让给张国焘。解放后他又有两次让位。一是1958年6月,就是这次到新会调查之前,因为几次受到批评,周就提出辞去总理职位,后来政治局不同意,算是让位未果。但后来经济困难证明周的意见对,他又毫无怨言,以总理的身份来收拾这个烂摊子。第二次是让位给林彪当副统帅,后林驾机出逃自我爆炸。当晚,他把办公椅子搬到大会堂,整整一个通宵,坐镇指挥,力挽狂澜,化险为夷。

  大位无形,不管周在历史上曾将位置让毛、让张,还是“文革”中让位于林,或者还要对江青忍让三分,但在老百姓的心里他永远是国家的总管,是仅次于毛的二把手。这个位置是永远也变不了的。后来的年轻人不理解,总爱问周为什么要这样一让再让?为什么不敢与毛争一下呢?我听说一位领导同志当面问过周,周说,如果那样党就会分裂,局面更不可收拾。他是仔细衡量过利害的。“文革”最困难的时期,他说过一句话,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西安事变,抓蒋而不杀,反而还承认他的领袖地位,为抗日,为挽救民族危亡,这是党最大的忍让。周代表党亲自到西安处理事件。周几次让位,是出于党性的忍让。对内对外,若让而能利天下,他都义无反顾。

  那么,周恩来争过椅子没有?争过,在西安、在重庆、在南京与国民党长达10年的谈判就是在争椅子,为党争,为民争。周恩来说,谈判都把人谈老了,但还是谈不成。周就甩手回延安,而蒋最后落得只能到台湾给自己安一把小椅子。新中国成立到周去世凡27年,周主持外交,参加或指挥了所有重要的国际谈判,与美国人在朝鲜谈,在华沙谈;与苏联人谈,甚至在莫斯科与老大哥吵翻,拂袖而去。都是要为中国在国际上争一把交椅。而他自己却忙得坐不暖席。毛泽东出行用专列,周出行几乎全坐飞机,不是飞机的椅子好坐,是为省时。最危险的一次是去开万隆会议,他的座机为敌特所炸,幸亏他临时换机,免于一难。而身边的工作人员总不会忘记周的一个工作细节。每临大会,总理都要亲自到主席台看一下坐席,特别是党外民主人士的座位摆得是否合适。这就是周恩来。他心里有一个座次,孰重孰轻,何让何争,明白见底。

  在看这个纪念馆时,我很庆幸1958年周让位之未成,不然国家还要多一次悲剧。又想到“文革”中周虽让位,林彪又不能久居,不是图位之人不想接,也不是接位之人不欲久坐,是他们不能承受这轻,不能承受周的这轻轻一让;又不能承受这重,承受这国事民心之重。庄子说:“先贤而后王。”从政者必得先有贤能之德、之力,才敢去接王位。王位是什么?就是一把办重要事情的椅子。历史上凡大让之人都有大公大仁之心,尧让天下于舜;舜让天下于禹;孙中山让总统位于袁世凯;华盛顿当了两届总统毅然让位;邓小平首开在位退休先例。他们都是大公大仁之人。我在新会看到的这两把小椅凳当然不是王者之椅,它实在太普通了,甚至在民间已很难找到。但纪念馆主人很珍重地对我说:“这两把椅凳,我们刚从主人家里征集到,已作为重要文物收藏了。”

  新会一个小型纪念馆让我悟到一个大道理。座位如果只从实在考虑,能坐、舒适就行,大可不必争什么座次;如果从精神方面考虑,每个人在众人心里的位置是他德与能的总和。争则愈见其私,品位更低;让则愈见其公,品位更高。这是做人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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