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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著名知青柴春泽浮沉录
 
多彩人生  加入时间:2011/3/26 9:22:30     点击:1903
当年著名知青柴春泽浮沉录
 
 高岳宇
 
接受农民再教育
 
柴春泽,1952年2月出生于河北省承德滦平县,祖籍青龙县。父亲是抗日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柴春泽从小随父亲的工作调动而转移搬迁最后落脚在赤峰。
1969年8月赤峰市(原昭乌达盟)划归辽宁省管辖。此时柴春泽在赤峰六中读书。因此刚开始“复课闹革命”,许多学生3年多不摸书本,已经野惯了,加上“文革”初期批判17年旧教育体制,搞“不破不立”,什么是“新”的什么是“旧”的,“破”什么“立”什么,学生们也没有正确的认识,就是返回课堂也不好好学习,柴春泽便积极协助老师、工宣队、军宣队做同学们的工作,在老师、同学中逐步树立起了威信。不久,重新整顿红卫兵组织,他被选为校红卫兵团长。1970年5月,昭乌达盟赤峰市(原县级市)红代会(红卫兵代表大会)召开,柴春泽作为赤峰六中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被选为市红代会副主任。1971年中学毕业,盟市动员毕业生上山下乡,学生们议论说“红代会的头头们带下乡, 我们就下乡……”市领导分别同红代会的主任、副主任谈话,动员他们带头下乡。
柴春泽当时最想当兵,不想下乡。在领导的动员下,柴春泽在学校第一个报名上山下乡,而且选择了条件比较艰苦、比较落后、交通不大方便的翁牛特旗玉田皋。1971年12月,在盟市县联合召开的欢送大会上,他代表下乡知青讲了话。
毛泽东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指示,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讲知青要认识上山下乡的必要性;第二方面讲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要送子女下乡;第三方面讲农村的人要欢迎知青到那里去。玉田皋的农民纯朴、热情,他们认真落实毛主席的指示,积级欢迎知青到他们那里插队落户。柴春泽和同学们到了青年点,因为是冬天,什么也没有,乡亲们的纯朴、憨厚、热情给他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家乡、爱祖国、爱人民的教育课。
队长介绍了队情,全队有1155亩地,1971年总产153915斤,亩产133斤……
春耕开始了,春泽和同学们过去到农村不多,农活干得也很少,扶犁、点籽、捋粪、打簸锁、压碾子等活根本不会,乡亲便手把手地教。知青们活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和农民们一样记工分。知青们集中学习也给记工分,享受着特殊待遇。
乡亲们还热情、 主动地给他们讲授一些生活小常识,教他们认识农村,怎样在农村生活。柴春泽与乡亲们比感到自已的差距太大了,暗下决心要认真接受农民的再教育,在农村干出一番事业。
农村的生活很苦,面朝黄土背朝天,天不亮就下地,太阳下山才收工。生活单调、吃得不好又供给不足,渐渐地同学们思想出现了波动,有的要转点,有的要返城。这时传达室达了中央26号文件,也就是毛主席给李庆霖的复信。柴春泽是点长、团支部书记,就要做大家的思想工作,除了平时做,还要做家访,看看谁家里有困难,尽力帮助解决,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让大家安心农村。
农村是一片广阔天地,又是一座大课堂,也是一个未知世界,柴春泽既要去面对,还要去征服一切困难。
 
给父亲的一封信
1968年,城里没有招工,知识青年还没有返城的想法,未来是什么样谁也不知道。到1971年,国民经济有所恢复,一些厂矿企业有所发展,需要扩大生产,招收一些工人,才有了知青招工、返城的事。知识青年中有些人就是抱着下乡干个三、二年就招工回城的思想。
1973年,辽宁省开展向吴献忠学习的活动,动员知青扎根农村。这年8月未,昭盟团委召开全盟有线广播大会,号召全盟知青学习吴献忠,柴春泽作为知青代表在会上发言。他提出“扎根农村60年”,在知青中引起巨大的反响。回到青年点,他收到父亲的来信,父亲在信中说,要他服从煤炭局的意见,准备招工回城。
在这种情况下,柴春泽不可能同意父亲的安排离开农村回城。于是他写信拒绝了父亲的意见。柴春泽有记日记的习惯,什么事都好往日记上记,给父亲的回信他照例记在日记里。9月2日,为使知青点同学相信他扎根农村的决心,召开了全点知青会,在会上公布了给父亲的信。知青们都惊呆了,有人说:“柴春泽是不是疯了”,会上,他说这封信他不发,请团支部书记刘立新去邮局发。会后,刘立新照办了。
1973年11月,旗盟都召开了知青代表会议,会议安排柴春泽大会发言,建议他讲讲给父亲的信。在会上,柴春泽念了给父亲的信,引起震动。当时,上海、北京等地知青慰问团成员也参加了大会, 一些人要求印发柴春泽和父亲的通信。12月13日,中央昭盟委发出通知,号召党团干部、知青、群众向柴春泽学习。12月22日,《辽宁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小将的挑战》,还刊发了评论员文章《一篇生动的路线教育教材》。1974年1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了《敢于同旧传统观念决裂的好青年》,同时刊发了编者按和调查附记。中央和地方电台、电视台都来采访,辽宁各地各外省的一些知青和应届毕业生陆续到玉田皋青年点参观。柴春泽也应邀到北京、天津等地作报告。仅在天津一地,柴春泽就参加了20余场千人报告会。其中在一场4000人大会上,柴春泽见到了自已很小就熟悉的榜样——候隽。
柴春泽成为全国知青榜样,“扎根农村60年”成为全国知青的奋斗方向。1975年3月,柴春泽作为中日邦交的使者,随中国访日青年代表团访问日本,先后访问了东京、京都、高智、高松、奈良、青年岗、山梨等地。山梨组织了300人的报告会,安排柴春泽讲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情况。柴春泽还被中央定为共青团九大代表、委员。
也要教育农民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同农民相结合,一方面是向农民学习中国民众的传统美德,学习农业知识、改造世界观、锻炼体魄;另一方面要把自已所学的科学文化知识应用于实践,把城市先进的思想观念传播给农民。柴春泽利用业余时间认真学习马列、毛泽东著作,并与实践相结合。同时他也引导同学们、农民们学习。他主动与知青们交流学习体会。并主动辅导农民们学习马列、毛泽东著作,学习中央和上级有关文件、方针、政策、学习时事政治。
柴泽泽197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还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公社党委副书记。他也在玉田皋搞了知青“挑重担”(即把比较优秀的知青派到大队、生产队任领导职务),把知青派到生产队当副队长,主抓理论学习。还搞了知青青年队,建立一所“农民业余理论学校”,把知青派到各生产队,再从各生产队选农村青年到青年点互相交流学习。业余理论学校除了学理论还学习文化。1975年未,盟委、、旗委决定在玉田皋公社办知青“共大”把各地知青点点长送到“共大”来学习培训,回去后带领知青开展工作。
这些措施推动了农民们学习的自觉性,提高了他们生产、建设的思想觉悟。也使玉田皋初步形成了学习的风气。
1973年4月20日,大渠突然瘊口,柴春泽和知青们听到消息后,迅速赶往现场。到现场一看,大渠已被冲开很大的口子,没什么好办法堵住决口了,情形紧急,也不容多想,知青们便手拉着手跳进大水中,知青们的行动也带动了乡亲们,乡亲也纷纷跳入水中,水被堵住了,大渠保住了。乡亲们被知青们奋不顾身的行为和精神感动了。
秋收了,偷盗庄稼现象比较严重,公社、大队、生产队把护秋的任务交给知青们。柴春泽认为这是党组织对知青的信任。他一面带头认真负责地承担护秋任务,一面对承担护秋任务的知青们进:一是要认真负责、铁面无私;二是要通过我们的工作减少集体的损失;三是我们的工作是为了保证农民公平分配;四是目的要使农民从中受到教育。通过知青们的正确、有效的护秋工作,使集体利益减少了损失,也使一些偷窃的农民受到了教育,偷窃行为明显减少,社会风气也有所好转,知青们也因此受到组织和群众的好评。
柴春泽对待有害集体或国家的利益的人或事毫不留情,但对同学或乡亲们遇到困难或问题却总是伸出热情友爱的援助之手,尽心心力、解囊相助。有的乡亲家庭困难没吃的,柴春泽要是看到了便把手里的钱全拿出来让他们买些粮;看到哪个乡亲没穿的,他就把自已的衣服送给这位老乡,所以,柴春泽总是除了身上穿的,他的箱子里除了棉袄了,可柴春泽却穿着很单薄,抚顺下乡知青张洁看他冻得哆哆嗦嗦的,便把自已的大棉袄脱下给了柴春泽。柴春泽同玉田皋的乡亲们建立了浓厚的情谊,彼此念念不忘,即使在柴春泽落难时乡亲们对他仍然感怀至深,念及他给玉田皋和乡亲们办的好事。
 
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
柴春泽他们刚下乡时住得是旧库房,睡得是凉土炕,吃得是玉米面。乡亲们也不比他们强,有的一到春天种地时家里就吃了上顿没下顿,常常出去借粮,常常挖野菜、撸树叶子吃。许多人家是靠从鸡屁股抠点鸡蛋换点盐。有的人家一年见不到多少油腥,都是盐水煮干菜。
玉田皋地处红山水库下游,由于水库水位高,玉田皋的土地逐渐开始泛碱,种玉米、谷子等农作物不仅产量低,而且很难生长,农民们的口粮难于解决。
农民们太苦了,柴春泽和知青们为乡亲们过这种苦日子而急,为玉田皋解放这么多年还这么落后而急。1972年秋天的一天,柴春泽顶着漫天风沙路到公社,提出要见公社领导,向公社领导提建议;这里风沙太大,应大搞植树造林;这里土地不平,渠林不整,应重新规划……结果公社领导开始以为柴春泽要见他是青年点出了事,一听不是青年点出了事就放下了心,把柴春泽的建议放在了一边。
1973年公社换了书记,柴春泽找到新来的公社书记黄珍,向他汇报了重新规划玉田皋渠、林、路、不整土地、种水田的想法,得到了黄珍的认可和支持。黄珍有丰副的基层和农村的工作经验,很务实,他到公社不久听柴春泽的建议,便到各大队、生产队、各青年点调查,并要柴春泽多学点政治经济学、安心农村工作,还多次对柴春泽讲:“你可是知青典型,全国都看着呢!……”
1974年.在黄珍的主持下玉田皋公社多次研究怎样改变落后面貌。这年9月,公社党委决定;从玉田皋实际出发,集中力量,进行大会战。从10月5日至10月28日,利用14天时间集中玉田皋大队和下府、孤山大队的部分人员,在玉田皋除旧的不合格的林带4条,总长5700米,平掉旧渠4条;土方量达2万余方;迁坟104座。将全大队5200亩耕地按主带方位角64. 15 度副带154.15度规划,建成四位一体和三位一体的16个方正、10个斜方林网地。新开支渠6条,总计土方量达67365万方。新营造防护林主带6条,长6494米,宽10米,占地5行;副带6条,长9380米,宽8米,占地4行。从玉田皋大队划出一块地搞水稻试验,初步设定了250亩,最后落实了50亩。
重新规划修渠、林、路、种水稻,最困难的是迁坟和解决水的问题。在农村一说迁坟,如同挖祖坟,要遭骂的,柴春泽也挨了骂,但他反复、耐心地向群众解释、说服、终于克服了各种困难,完成了。女知青刘立新时任玉田皋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在一蹲点,因50亩水稻试验田无水,她和生产队长找柴春泽,又找黄书记,最后从下府的林场引水,保证了水稻试验。
到了秋天,这50亩水稻试验成功了,这是玉田皋历史上第一块水田。一些过去持怀疑态度的人服气了。群众的认识也提高了,可以扩大水田面积了,可水是个问题。
1975年4月,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刘盛田和沈阳军区参谋长杨迪在省水利局局长张久祥等人的陪同下到玉田皋检查工作,柴春泽在汇报工作时提到种水稻解决不了水的问题,提出在红山水库搞引水工程。刘盛田说:“没有水,可以在水库捅个窟窿。”杨迪参谋长对黄珍书记说:“柴春泽在你这里,可不能墙里开花墙外红啊!”有一次,柴春泽去沈阳开会,听说有水利局局长张久祥在车上,就去见他,说了工程,干得过。”并答应回去催催这件事。
年初,经盟旗有关领导和时任盟农牧组织部长才吉尔乎等人的努力,辽宁省特批40万元工程款,用于引水渡槽工程。1976年10月1日,全长400米,7个土墩柱5个跨拱、横跨南北可容6个量的空中引水槽工程竣工了。从此,红山水库的水通过这个工程年年流到了玉田皋3万亩水田里。这里农民的生活变得富足了。
 
被推到风口浪尖
1975年9月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国务院知青办确定12名知识青年参加会议,柴春泽作为辽宁省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国务院知青办奚中生代表国务院知青办召开集这12名知青座谈,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大寨党支部书记郭凤莲也参加了。陈永贵在讲话中希望大家回去后都搞一个超大寨的点。会上,邢燕子提议与会全体知青联名给毛主席、党中央写封信,表示学大寨的决心。由谁起草呢?大家推举云南的朱克家和柴春泽写,柴春泽对朱克家说,由他执笔,写出后2人再商量。起草的过程中,2人在一起商量了两次。学大寨会议结束后,《人民日报》头版全文刊发知青们写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信,后来听传达,邓小平在知青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信上批示:“建议全文或摘要发表以鼓励下乡知识青年。”毛主席批示:“应发表,可惜来人太少,下次应多来些。”1976年初,辽宁省知青办经盟旗知青办找柴春泽,要他写“批邓、反击右派翻案风”的文章。柴春泽说,这样的文章写不好。湖北武汉下乡知青张静的来信,提出了六个问题,特别是对理想、前途问题的讨论,他认为比较重要,正研究这封信并写回信。
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发生。不久,辽宁省团委、知青办通在柴春泽到沈阳军区招待所参加全省知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会议。这时,柴春泽给张静的信的内容,就由讨论理想、前途问题变成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新闻单位要柴春泽写表态稿,柴春泽说没时间写,可把给张静的信当作表态稿。这样,柴春泽给张静的复信先后刊登在《辽宁日报》、《湖北日报》、《光明日报》上,还有一些省报也转载了。
柴春泽只见过毛远新两次。一次是在1974年辽宁省团委召开的“学习吴献忠座谈会”上毛远新说“柴春泽,你现在还没有发言权,在下面干三、五年就有发言权了……”还有一次是1975年访日回来后,毛远新的秘书通知柴春泽和辽宁省团委书记魏礼玲汇报访日情况,留他们吃饭。柴春泽想没见过毛主席,同毛主席的侄子毛远新一起吃饭也是幸福的。毛远新不可能个别对柴春泽讲什么。
1976年6月,辽宁省委召开全省知青工作会议,通知柴春泽和部分知青代表参加。省委书记李伯秋在会上讲:“这次开会要请知青放炮,要吵一吵。”当时,一些报刊正发表柴春泽给张静的信还不行,要有全省知青典型的共同表态,会上确定由刘继业起草一封致全省人民的公开信。后来这封信在《辽宁日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辽宁省知青工作会议上决定,各地要仿照省会议的开法,层层召开会议。议题是落实毛主席批示,专题研究知青工作,搞好知青战线“反击右倾翻案风。”
昭盟委仿照省委的搞法,召开了全盟知青工作会议。会后,柴春泽和公社黄珍书记专程去营口大洼县感谢大洼县派两名水稻专家帮他们种水稻。经过锦州时,锦州知青办的车把他们接到了锦州市革委会招待所。原来盟知青办在柴和黄出发后,给锦州知青办打电话,要其给予关照。锦州市知青主任要柴春泽在锦州市知青工作会上讲话。柴春泽听吴献忠在省开会时说过锦州不太重视知青工作,因此他讲话时讲毛主席如何对知青工作做批示,辽宁省以及昭盟如何召开知青工作会议,还指责锦州市领导不重视知青典型。
到大洼县后,阜新市知青办派人找到柴春泽,邀请参加他们的知青工作会。在阜新,柴春泽又接到新华社记者苏树翘的电话,他说:“新华社要写纪念”八一八“的稿子,需要采访辽宁省知青典型。”他找到了张铁生、刘继业,听说柴春泽在锦州,就一同赶到锦州找,没想到扑了空,希望柴春泽立即返回锦州。就这样,柴春泽又返回锦州。这期间,锦州驻军和锦州市工会先后召开欢送知青下乡大会,听说柴春泽这些知青典型在锦州,一定要他们参加会议。
由于锦州的知青与锦州市委领导发生了对立,知青会不可能像省知青会那样开。柴春泽到锦州后听了吴献忠在知青会上哭着的发言录音。接着,锦州知青刘香玉带着吴献忠的发言录音找到辽宁省委。省委书记李伯秋连夜听了录音,指示说:锦州市委没有认真研究毛主席的批示,犯了路线方向错误,要做检讨。锦州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请在锦州的辽宁知青典型都参加会议,市委书记、副书记都在会上做了检讨。不料,发生了唐山大地震,柴春泽等人立即返回各地。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柴春泽整理一篇文章,主要说中国和苏联有“七个不同”,因些,中国不会像苏联在斯大林逝世后变成修正主义国家。在参加铁岭农学院毕业典礼上、开原等县讲了这“七个不同”。
在开原县,柴春泽接到省知青办的电话通知,要他立即赶到省里。10月16日,省知青办主任王海峰和军代表向柴春泽传达了中央粉碎“四人帮”打招呼会议精神,同时传达了省委意见,要他带头做好广大知青转弯子工作。听到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柴春泽感到很震惊,不亚于1971年听林彪驾机外逃坠毁蒙古温都尔汉。但是,他当即表示,自已是中共党员,坚决拥护以华国峰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回去后积极做好知青们的工作。
1976年10月17日,柴春泽参加盟委召开的县处级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会议中,盟知青办召集全盟的知青典型开座谈会,由柴春泽做转弯子工作。柴春泽起草了给盟委转辽宁省委的决心书,内容是“拥护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署名有柴春泽、王冬梅、王银刚、汤永东、张洁、姜宝泰、王东升、梁晓宾、毛德宝、朱义国、曲广荣、朴春香等。
 
身陷囹圄
1976年12月4日,旗委派人通知柴春泽要给他办学习班。就这样柴春泽开始了与外界隔离的生活,每天写材料交待事情。为了便于回忆、查找书和资料,柴春泽把过去读过的马列、毛主席著作和自已的日记等有关资料摆了一炕。一些过去的党和上级组织让办的事转而变成了“罪名”,一些过去很尊敬的领导人成了“反革命野心家”,一些交往秘切的知青、朋友顾“有牵连的人”,对人家不算事的事,放在柴春泽身上就得说清楚。柴春泽真的蒙了,一时不知如何应对。接之而来的是盟、旗层层召开的批判“四人帮”和柴春泽的各种批判会。随时要回答各种质回,哪里批判都要去,还要应对各地来的外调人员,搞得柴春泽比过去还忙。过了一段时间,批判“四人帮”几个搞湖过了过,柴春泽的“问题”没什么新的了,把他转到翁牛特旗经济林场,让他边劳动边检查才轻松些。
1978年4月29日下午,柴春泽被从经济林场逮捕,带到翁旗看守所。到了牢房,犯人听说是柴春泽,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
监号里阴冷湖湿,管理人员看柴春泽拎着那么小的行李卷问他有没有毡子、厚被褥,柴春泽说:“在农村时都送给困难户了……”
在看守所,开始柴春泽非常羡慕那些能出去干零活的犯人,因为这样可以多吃一顿饭。监号内一年四季每天只吃两顿饭,犯人们轮流用手刮饭盆,轮到柴春泽时,他就说:“不刮了,下一个刮吧”。同号的犯人们说:“行,不愧是知青榜样,在这里也为别人着想……”,后来,允许柴春泽出去干零活儿了。当小工用水泥压瓦时需要用旧报纸,柴春泽在旧报纸上看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报道。报上还有一些介绍老一代革命家事迹和一些大块文章。他舍不得用,就带回监号留着有空时看。这时柴春泽开始写反思体会,一个月一份,在手纸上写,不够就用香皂、牙膏与其他人换,没有笔就用铅制的牙膏皮。
后来,柴春泽当了监号学习组长,负责组织犯人学习。中央广播电台播批判极“左”理论讲座。小有线喇叭声音很小,他就把耳朵贴近去听,坚持听完。他认为自已在人生道路上走了弯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在监号里,他又通读了《世界通史》、《中国通史》、《马列选集》。这些不仅对他纠正极“左”思想影响,而且对他日后考上广播电视大学都帮助很大。
1979年12月13日,依据党的政策撤销案件,对柴春泽予以释放。”公安局的人对柴春泽说:你先不能回家,我们送你到翁旗纪律检查委员会报到。”到了纪检委,纪检委人说:“你没什么事了,就是开除党籍。”柴春泽想,这是最高处分啊,怎么能说没事?他不能离开党。
 
严冬过后是春天
柴春泽回到家里,刘立新来看他。在玉田皋时二人已确定恋爱关系。刘立新这个名字还是柴春泽建议她由刘惠贤改的。刘立新在柴春泽入狱后不改初衷,仍在等他。他以为刘是来试探的,就对她说:“你去告诉组织部,我不反对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她一听,觉得柴春泽精神有问题,回家跟母亲商量,因为柴春泽父母去吉林治病,家里没有人照顾他,要柴春泽到她家,她请假在家里护理他。刘立新非常着急,去问医生,医生说:“不用吃药,给他故事,让他不要老想旧事。”刘立新就给柴春泽讲故事,讲爱情故事。开始柴根本听不进去,后来听进去了。不久,柴春泽提出同刘立新结婚。她答应了,但遭到家人的反对。她家是回族,再加上柴春泽一无党籍,二元工作,今后怎么办?刘立新认为,柴春泽过去受了刺激,现在刚好点,如果拒绝他,他精神容易崩溃,人就可能彻底完了。于是她背着家人在单位开了介绍信,柴春泽在知青办开了介绍信,1980年3月24日俩人办了结婚手续。
结婚后,柴春泽成了辽河工程局职工家属,因为刘立新有工作,而柴春泽在待业。他不甘心,就去盟、旗知青办要求回青年点。1980年6月4日,盟知青办给柴春泽开了个介绍信,“翁旗知青办:柴春泽同志仍是你旗下乡知识青年,望安排劳动场所。”由于玉田皋青年点已撤销,旗里决定把他安排在广德公南窖砖厂青年点。
烧砖瓦的活很累,特别是砖瓦出窖时,人得顶得着高温干,但柴春泽每次都带头进去。7月1日,他找到厂长、党小组长凌宝泉说:“我不能能开党……”老厂长一听脸转了过去,事后他说,他以为柴春泽找他要请假回家,没想到他说不能离开党。9月,旗纪检委的同志通知柴春泽:盟旗正讨论恢复他的党籍,并对他进行复查。不久,旗纪委对柴春泽的问题做了复查结论:恢复党籍,免予处分,党龄连续计算。
1980年8月19日,翁牛特旗知青办在盟知青办的报告中写到:柴春泽系1971年赤峰市下乡到我旗玉田皋公社的知识青年,至今已有10年时间了。根据中央{1978}74号文件和内蒙古人民政府{1980}147号文件中旗县不再列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范围的批示,我旗1977年前下乡的知识青年基本招完,1972年前的老知青只有柴春泽一个人了。我们的意见是,将柴春泽招工回赤峰市。
1980年10月4日,柴春泽招工到辽河工程局,被分配做配电安装工。刘立新怕配电安装有危险,找领导说:“春泽精神受过刺激,搞电太危险了。”局领导解释说:“电工是工人当中的好工种,算是照顾了。”
在辽河工程局,柴春泽名是电工,其实什么活都干。当时没有大工程,遇到什么任务说“打破工种齐参战。”严冬季节他为工地的推土机看过油,秋冬季节为安装盟文工团余热管道钻过地沟,盛夏为工地推过水泥板……
刘立新看柴春泽还是像上山下乡时那股劲儿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就说:“干这活儿年轻时行,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能撑得住吗?现在讲知识化,你也读读电大、夜大吧!”恰逢广播电视大学决定在赤峰招生,刘立新立即到局里说要报名考电大,局里规定只许报理科,如果报文科只能保留公职,自费学习。
尽管这样,柴春泽还是坚持报考电大。从1982年2月12日到3月5日,他利用不足20天的时间昼夜突击复习。因记忆力有所下降,就反复看反复记,家里的墙壁上贴满了各种的题和名词解释,他把一些名词解释用录音机录下来,反复播放。女儿元元刚2岁多,由于缺奶,哭声不断,录音机的录音里常常夹杂着女儿的哭声。3月6日,柴春泽走入了考场,4月1日获悉,他以超出录取线15分的成绩,被内蒙古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班录取。
1985年电大毕业前夕,局领导对柴春泽说:“辽河工程局是水利施工单位,工程师有100多,你学习的是中文,回来不一定好安排,如果有什么单位需要你,我们可以放行。”赤峰电大校长孙可澄对柴春泽很了解,他在电大三年,认真完成学业,除此外还热心学校的各项活动和一些公益事业,包括同学们个人琐事都热心尽力给予帮助,每当学期开学、放假,柴春泽是最忙,他主动担起了迎来送往的工作,因此,赢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一致好评。孙校长非常希望柴春泽到电大来工作。他对柴春泽说:“没想到你的事真难办,都认为你好,但谁也不敢办,你自已找一找吧。”柴春泽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找到才吉尔乎市长,向他说明了情况。后来听说,才市长把柴春泽的事提到市委常委会上讨论研究,获得一致通过,决定由劳动局、教育局等有关单位负责办调转。柴春泽的人生由此开始了新的一页。
柴春泽曲折的人生道路,艰难的磨历,使他获得难得的财富,他可以笑对人生。他从事电大工作后,一切游刃有余。他先后负责学生管理及思想政治工作,曾任过民理、革命史教学工作,担任过几十个班的班主任,现在说桃李丰收巨大一点也不过份。
此外,他还热心知青联络工作,2004年5月个人出资创办了柴春泽国际网站,面向全世界,面向所有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知青和关心知青问题的人士。2006年协助当年插队的玉田皋建立了玉田皋网络。主编、参编了《当代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当代大学生入学必读》、《思想道德修养问答》、《中国知青人生感悟录》、《中国知青口述史》、《知青心中的周恩来》、《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大型画册》等书和著作。过去上海、北京、天津和辽宁在赤峰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的要回赤峰看看,有的要回赤峰二次创业,找到柴春泽,他都积极地做联络、接待等工作。
柴春泽的人生是多难的,但也是多彩的,并将是绚现的。
                 (作者为赤峰市政协文史委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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