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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晓松:坐牢那半年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光 作者:张润芝
 
文化沙龙社区  加入时间:2014/3/28 19:32:07     点击:1006
        狱中的“唐宋生活”

  从前的高晓松很轻狂,他自己都承认,曾经穿着睡衣接受电视台采访。他也有理由轻狂,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受到过良好教育。不识字的时候就开始背古文,记住的全是发音。初中和高中都在北京四中念,上课的时候就坐在讲桌一侧:老师忘记了哪句,他负责提醒,像个“书记员”。在中学是校刊主编、诗社社长,还组乐队。当诗社社长的时候,社员都是语文老师,每期他出韵,老师们负责往里填字。

  后来超过分数线20多分考进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系主任是自己的舅舅,“上学”对于他来讲,只是走五分钟的路,把被子从家里拿到宿舍。因为不喜欢这样被家人监视的大学生活,也不喜欢家人为自己挑选的专业,最终高晓松从清华退学,直接去了北京电影学院读导演系。

  没能如愿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后,上世纪90年代初,高晓松闯进了刚刚起步的中国广告圈。当1993年,大地唱片的黄小茂经沈庆介绍找到高晓松时,他已然是个成功的年轻商人。

  顺风顺水的人生,直到去年夏天因为醉驾入狱而终止。现在,高晓松丝毫不介意谈论这段经历,他说自己甚至感激这段经历。“我出狱已经一年多了,那个(入狱)应该是自己精神和思想最自由的半年,因为没有手机捆绑,这个东西太讨厌了。我觉得那个是老天安排的。”高晓松说。

  入狱前,高晓松已经有“电话恐惧症”:“谁给我打电话我恨谁,你凭什么给我打电话?我让你给我打电话了吗?凭什么要你选择打电话时间?我觉得特别不自由。”因为醉驾入狱半年,被他形容为像绑在一个车上往前冲,最终强制下车。

  “那半年也没有网,也没有手机。只有特别高的房顶,有六七米高,那个灯,永远24小时不关—因为怕黑了以后出现恶性事件。处在一个连时间流动都感觉不到的地方,就特别好。”高晓松刚进去的时候,因为不知道几点,很慌张,就用水瓶做了一个滴水的计时工具。看《新闻联播》的时候,量好半小时的水量,自己数着水滴过日子。

  “后来大家说你干吗要知道两点一刻?三点五十?我说我刚进来不习惯,我总觉得时光荏苒,一会儿就出去了。狱友说早着呢。后来就不着急了,感觉很自由。”

  高晓松开始享受“自由”的生活,再也不去想“奋斗”的事情了。原来在生活中看点金庸都觉得自责,结果在狱中成了“随便看”,“我一想老子都坐牢了,还自责什么呢?”

  除了看金庸,他还看了大英百科全书,自己试着翻译了一本书。“特别自由,看书可以看很多遍,理解大师的想法。读书也特别愉快。跟人谈事也是一样,各种各样的人,文盲、孤儿,而且也不着急,谈话也没有限定时间。那真是特别幸福的半年。”以前每天都会为吃什么发愁,在狱中,高晓松只要等两个馒头:“一开门两个馒头,明天肯定也是两个馒头,唯一就是一个礼拜有一个鸡蛋,但是不知道是哪天,生活的唯一乐趣就是这个。推饭的车来,有鸡蛋的时候就是一脸盆,那个鸡蛋互相碰撞,发出声音,大家听到有鸡蛋的声音,就特别幸福。”

  高晓松在狱中认识了各色各样的人,但他从中学会的是“信心”:“没有坐牢之前,我对人特别担心。我杞人忧天,觉得人会沦丧,人会绝望,人会异化。但是在里面,我没有看到绝望、崩溃,我是半年,那里面有七年、十二年的,他们都很乐观,没有崩溃的。所以我特别有信心,大家在一起很愉快。”

  “有时候管教说晚上可能下雨,我们看不见天,但是可以听见小雨,就坐在窗前等,直到特别晚,下雨了,非常高兴。突然回到了我自己特喜欢的唐宋生活,就是很慢,想什么事情都很慢。”高晓松至今坚持那半年是自己二十年来最快乐的时光。

                         还想继续读书

  时代周报:你在《晓说》里说不当“公共知识分子”,可大家觉得你还是关心很多热门话题。

  高晓松:公共知识分子和门客不一样,公共知识分子是有巨大责任感的。其实公共知识分子本人就是公子,他倒应该养一个门客。今天中国的这些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连“屌丝学匠”算不上。我算了,他们的平均学历是高二,而且没有名校生,基本上属于广场派。

  这些广场派,善于以煽动性的语言,挑逗民众情绪,对抗他们所痛恨的某些东西。这不是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甚至不是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缺乏见识,他们也没有见过他们理想中的社会是什么样的。

  时代周报:前一阶段你关于移民的言论引来不少非议?

  高晓松:我说移民这个事与强大无关,与自由有关。然后就有人骂我,说没有强大哪来的自由?好多人说还没买房子怎么写诗呢?现在有的年轻人居然被洗脑到了要先有房才能干没用的事,是有了房子才能写诗?是月供还完了才能写诗?还是付了首付就能写诗?特别可笑,非说强大了才能自由,说自由不是与生俱来的东西,而是在环境条件下的东西。自由排在了环境和条件下的第三位,爱情都排在第四位了。

  我看那些骂的、偏激的,所以才想要做《晓说》。启蒙也好,或者做最基础的小小推动力也好。现在的一个现象是整天说你叛国、你汉奸;另外一个现象是倒过来了:一切都怪体制。老了、性能力下降了,也怪体制。其实大量的问题是可以剥离出来的,但是在微博上、互联网上,所有的都混淆起来一股脑地扣在一些人脑袋上,这不公平。

  时代周报:接下来还有什么个人规划蓝图?

  高晓松:卖艺这么多年,我没觉得被掏空过。《晓说》这一年可有点要掏空的意思,觉得东西快不够用了。后年开始我就想读书,读个历史什么的。我妹妹今年四十岁了,两个孩子从德国回来考上博士又读了书,这个强烈震撼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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