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类分子”住进青年点
    天色渐黑，暮色苍茫，四野沉寂。远山透漏着迷离的轮廓，草原上弥漫着
浓郁的草香。
    我扛着猎枪在生产队饲料田四周巡绕，一方面忠实地履行着看地者的职责，
一方面极力想从眼前即将成熟的玉米、或者从天际边尚存的一抹紫霞中，寻找
点什么，借以排遣百般的孤独无聊。蓦地，发现离饲料田不远的地方，有个黑
影在晃动。我顿时热血沸腾，心想天赐我也，如果打中猎物，今晚要出现英雄
壮举！我抖擞精神，端着猎枪步步向前逼去。可那黑影已直立起来，原来是一
位蒙古族老妇在割草。我格外扫兴。那老妇背起草捆蹒跚而去。
    你们谁也想不到，就为这件极为平常的事情，我第二天写了一篇痛心疾首
的日记，并在知青点学习会上作了严肃而深刻的检查。只因为，那割草的老妇
是“日本特务”阿拉坦的老婆，“她傍晚在生产队的庄稼地边转动，肯定不怀
好意”，而我“没有面对面地与她展开斗争，说明我的思想觉悟不高，阶级斗
争的弦绷得不紧……”
    人世间的事情光怪陆离。在那特定的年代里，我们知识青年点也经常遇到
和发生令人百思不解、啼笑皆非的事情。
    其实，那个所谓的“日本特务”阿拉坦，只不过是在伪满时期到外地上学
读书，学过一些日文日语，当过一段伪职员罢了。文化大革命搞起来，这种“
历史不清白”、况且懂得“日本鬼子话”的人，肯定是“日本特务”，是“阶
级敌人”，是“专政对象”了。
    其实，我的那番日记和那番检讨，也是受了知青老兄魏军的教育感染而为
之的。在我遇到阿拉坦老婆这事之前，有一天全大队的十几名“四类分子”被
召集到一起，来大队革委会接受批斗。晚上，有两名“四类分子”因为离家路
远不能回去，竟被安排在我们青年点住宿。只见魏军不让“四类分子”上炕休
息，叫他们站在地下老老实实继续接受批判，声疾色厉地训斥他们。这两名上
了年纪的“四类分子”被折磨了一整天，此时已饥困交加、站立不稳，我看他
们实在可怜，不免生出恻隐之心，但是又感到茫茫然，到底无言以对。过了后
半夜，和“阶级敌人”睡在一条炕上，我心中既讨厌又害怕，一直没有睡安稳。
人与人啊，在社会生活的大舞台上，演绎着无休无止、千姿百态的悲喜剧。
    其实，魏军的父亲是高级知识分子，“文革”前期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
”的帽子，也遭到了残酷的关押和批斗，因精神和肉体经不住摧残，已惨死在
运动中。魏军为此也背上了沉重的思想负担，受到一定的株连，入团入党、招
工招干，全没有他的份儿。每每看到魏军眉头紧皱，郁郁寡欢，何以现在有这
样无情的举动？是装装样子还是发自内心？抑或是报复和发泄？更不晓得，在
这荒漠偏远的沙漠草原里，怎么会有“国内外敌人”来搞“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复辟资本主义”。
    一天深夜，大概是一颗流星划过，突然响起命令全体民兵集合的号声。民
兵连长朝鲁是一位退伍军人，汉语不错，他说值班民兵发现了信号弹升空，可
能有敌人在搞秘密联络，要求我们必须进行大搜捕。我们虽然睡眼惺忪，还是
打起精神，背着没有子弹的步枪，在村子里、树林里、敖包山前后转了一遍。
天快放亮了，结果自然毫无所惑。连长于是表扬了民兵们行动迅速、警惕性很
强，他说今晚就是作为实战演习也是成功的。
    在批判会上，知青们的口号喊得响响，拳头举得高高，比牧民老乡显得更
高昂、更积极，确是同仇敌忾、意气方遒的样子。可是在私下里，我们有时很
欣赏“日本特务”阿拉坦的才气。他说话有些口吃，但蒙古语和汉语的发音很
清晰，每句话都有分量和分寸；大眼睛一闪一闪地颇具吸引力，分明是知识修
养的力量。我们既恨他又爱他，平时既不能亲近，又禁不住与他交谈，但归根
结底还是要与他划清阶级界限的。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们不能无所适
从、没有立场，尽管我们正处在天真幼稚、思想朦胧的年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