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人生九题

 

　　探索人生是人类的天性。中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有一句名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二千三百年后的一代伟人周恩来，也讲过类似的一句话语：“一个人对世界万事万物，对于人生各种问题，要想看得透，就得志于学，勤于问，敢于闯。”（周恩来同黄埔学校学员曹渊的谈话）所不同的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屈原最终是留下无限的惆怅与遗憾，怀沙汨罗，结束了自己的人生探索之路；而周恩来却在革命理论的指引下，凭着自己的顽强毅力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终于达到了他人生的最完美的尽头。

　　周恩来对人生道路的探索始于学生时代，凡六十年，从未间断。他从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和西方的进化论观点出发，从对人的本质和社会规律的探索，直到共产主义人生观、世界观的确立和成熟，直至完美人格的形成，走过了漫长的求索道路，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他对人生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重大问题都有精辟的论述和独到的见解。他最大的特点就是言行一致，知行统一。他是伟大的时代造就的一位举世公认的人生楷模。他的言行曾经启迪和教育过整整的一代人，他的言行必将还会影响和感化一代又一代的新人。由此看来，我们追寻周恩来光采照人的人生足迹，咀嚼他那博大精深的人生哲理，便是十分必要和有意义的了。
　　 
  

    婴儿幼年时期以发达身体陶养性情为第一要务

　　婴儿幼年时期是人生旅途的第一站。周恩来提出，人生这一时期应“以发达身体陶养性情为第一要务”的观点，这是基于他对婴儿幼年时期生理与心理特点的深刻认识。

　　他说，“譬之以人，生而哺乳，幼稚成行，其父母家族重视之者，莫不以发达身体陶养性情为第一要务，智识之启发尚次之”（《本社之责任观》）。这说明，对婴幼儿的哺育培养，首先有一个重视不重视的问题。很显然，不重视，不负责任，是不对的。周恩来是赞誊“重视之者”的。其次还有个方法问题。即“发达身体”、“陶养性情”、“智识之启发”，何者为先，何者次之的问题。仅以现实而论，不少家庭往往视婴幼儿的身体发育为“第一要务”，千方百计补充营养，什么“好”吃什么，什么“新”吃什么，什么“贵”吃什么，但并不懂得儿童营养科学。结果使得婴幼儿或发育过早过快，或一个个成了小胖墩、嫩豆芽，身体并不强健。有的则特重“智识启发”，胎儿刚刚形成胎教便开始了，继而，教说话、教识数、教诗词，再大些则又是请家教，又是入特长班，教师留作业，家长加作业，结果超强度超负荷的学习任务，压得孩子喘不过气来，小小年纪便失去了天真与童趣，厌学、暴躁，习惯不好……。实践证明，这些做法都是失败的，是不足取的。

　　周恩来说“以发达身体陶养性情为第一要务，智识之启发尚次之”，细细琢磨这句话包含着几层意思：第一，“发达身体”、“陶养性情”和“智识之启发”三者不可偏废，缺一不可；第二，三者又不是等量齐观平起平坐的，而是有主有从的；第三，在婴幼儿时期，“发达身体”与“陶养性情”并重，而且应放在首要的地位；第四，“智识之启发”并不是不需要，但在婴幼儿时期只能放在“尚次之”的地位。

　　“发达身体”为“第一要务”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婴幼儿是人的一生中身体发育的基础阶段，又是生长发育最快的时期。那么，“陶养性情”为什么也必须同时放在“第一要务”的位置呢？

　　周恩来所以有这样的认识，同他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薰陶有很大的关系。早在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在《试论奢靡二说》一文中就说过：“人性本善，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这样一句话。这是说，人的性情最初本是纯净无邪的，因为在它还没有受到任何外界影响时，是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的。但是，以后如果接受了好的影响和教育，他的性情就会变好；反之，则会逐渐变坏。这说明人在最初阶段接受什么样的影响和教育，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他后来又提出了“一个人幼年所受的影响，往往在他的思想上、生活作风上长期存在”（《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重要观点。了解周恩来的人都会知道，这句话是以科学事实为依据的，也是他本人的经验之谈。

　　周恩来不满一岁便被过继给重病的小叔父“充喜”，因此，他的婴幼年时代是在两位母亲的哺育和教养下成长的。他的生母万氏是位精明能干性格爽朗的家庭主妇，把一个大家庭操持得井井有条。而且还是位善调家讼的能手，每次家族成员发生争执，都请她出面调解。她总是先仔细听完各方的全部申诉后再做理论，由于她能以理服人，往往片言折狱，所以再难的矛盾到她手里也会迎刃而解。他的嗣母（即婶娘）陈氏是个很温柔很有教养的女性，琴棋书画、诗词歌赋，都有一定的造诣。周恩来过继不到二个月，她便守寡了。她当时只有二十二岁，孤雌寡鹤万念俱焚，惟有把自己的精神寄托和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周恩来的身上：为他请乳母进行精心哺育，从四岁开始又亲自教他识字，读书，学诗词，学作人；五岁时送他进私塾，六岁进家馆读书习礼。嗣母对他既严教又疼爱，使他受益非浅。周恩来多次回忆两位母亲对他的教育和影响说：“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指嗣母）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周恩来传》）“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同前）他还曾谈到母教的过分仁慈和礼让对自己性格另一面的影响。从这里我们得到一个启发，父母是人生的启蒙教师，对塑造儿童心灵与品格的作用非同小可，绝不能低估。为了给孩子以良好的影响与教育，为人父母者必须对自己的一言一行慎之又慎！

　　周恩来对环境给予儿童心理和性情的影响也是十分重视的。他九岁、十岁的时候生母和嗣母相继过世，家庭经济也日见拮据，生活的重担又过早地压在他身上……周恩来回忆如此家境对他的影响时说：“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十岁、十一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周恩来年谱》）正因为如此，他后来多次谈到孩子的生活条件太优越太特殊了并不好，应该让孩子从小就得到一定的摔打与锻炼。

　　两位母亲特别是嗣母陈氏对他的要求既很严格又很耐心，从不喝斥打骂，这对周恩来人生观的形成也是极有影响的。因此，他一向主张对婴幼儿性格的陶养不仅要高度重视，而且要正面教育。主张耐心引导，反对打骂体罚；但他并不反对批评教育。他说“对孩子需要批评教育，但是不能打骂，否则就把孩子打坏了，骂傻了。（《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事实证明，溺爱会娇惯坏孩子，打骂体罚也会管坏孩子。周恩来在这方面的许多看法和主张，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学生少年时期入学求识是大问题

　　学生少年时期，是奠定人生基础的重要时期，周恩来主张这一时期入学求识是儿童少年们的大问题。一九一七年五月他在《本社之责任观》一文中写道：“逮及十余龄，则入学求识是大问题，而身体性情则随前者以进”。他的这一主张既全面又深刻，可以说已准确地把握了学生少年时代的本质特征及重要使命。

　　研究这一时期周恩来的有关著述可以明显地看到，他提出这一主张是有充分考虑的。首先，他认为现在的学生少年，就是未来国家的栋梁。早在一九一二年他写的作文《奉天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中，就提出了“吾全校之诸同学”，“即负将来国家责任之国民”的观点。一九一七年五月的那篇文章也提出了“今日之学生，未来社会中心之人物也”的看法。在一九一二年十月的作文中，他更明确地提出了“克负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的“伟大人物”，也将由现在的学生少年中诞生的见解，充分反映了少年周恩来的雄心壮志。其次，他认为小学教育是整个国民教育的基础。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他在同日本医学代表团谈话时说：“普及教育的基础是小学”。其实早在一九一二年十月的作文中，他就已经具体地提到“以将来如许之重负，基础于小学校三四年中”的观点。

　　总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小学这个时期的教育都是极为重要和不容忽视的。正是基于上述的种种考虑，周恩来才确立了学生少年时期“入学求识是大问题”的观点。

　　“入学术识是大问题”这句话告诉我们，学生的中心任务就是学习，就是求识。同婴儿幼年时期相比，此时“智识之启发”已由“尚次之”的地位上升到了“第一要务”的位置了。因此，就要求学生必须通过各门课程的教学，“有系统地一步步地掌握文化知识和现代科学成就”。（《我们在文化教育战线上的任务》）他特别提醒学生要注意扩大自己的“知识领域”、“扩大知识面”。（《努力学习，又红又专》）他认为要“克负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就必须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因为，“一个文化不高的人，要掌握现代科学技术是很困难的”。（《谈谈青年的学习和生活》）

　　为解决好“入学求识”这个大问题，周恩来首先要求校长必须“为学生择良教材，教习为学生谋深造就”，”司教育之诸公”，“当殚其聪明，尽其才力”。（《奉天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其次要求学生必须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一是要“博学”、“好问”，他说“一物不知，学者之耻”，“好问则裕，自用则小”；（同上）二是要“慎思明辨”，因为学而不思，人云亦云，良莠不分，正误不辨，囫囵吞枣地学习，是绝对得不到真正的知识的。周恩来少年时代，正是按照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勤奋好学，刻苦读书，“博学”，“好问”，“慎思而明辨”的。因而，他在同学当中是出类拔萃的。他在奉天东关第二模范小学读书时，十门功课门门都很好。由于他读书多，知识面宽，又能融会贯通，所以他的国文成绩尤为突出。他的作文更是非同凡响，教师经常写上：“气盛言宜，文情斐叠”。“茹古涵今，才思骏发。越后必将高人一筹，诚杰构也。”“笔酣墨饱，气势汪洋，青年有此文字，后日不可限量矣！”“气充词沛，畅所欲言。苟非养到功深，万难至此也。”等一类的评语。他的作文还常常被教师批上“传观”二字作为范文在学校展出。由于他品学兼优，所以深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一位教师曾经这样感慨地说：“我教了几十年的书，从未见过这样好的学生！”（《周恩来传》）

　　除了求识之外，周恩来同时还提出了“身体性情则随前者以进”的主张。他十分重视学生少年的身体发育和健康，他说“身体是我们学习和工作的物质基础”，“身体不好就不能担负繁重的任务”。（《身体好，学习好，纪律好》）为此，他除了要求学生重视和加强身体锻炼，还特别提到要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和社会工作的负担，以保证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他还多次提出要在中小学开设生理卫生课、对女学生进行经期常识教育等。

　　周恩来从小就很重视身体锻炼。他在东北读书时，身体本来是虚弱的，而且从温暖潮湿的江南来到寒冷干燥的东北身体又很不适应。但是他从不向困难低头，有意识地磨练自己，一年到头从不间断各种体育锻炼。几年后，他的身体便锻炼得十分强健了。同过去比，他完全变了一个样。对此，几十年后他还感慨地说：“我身体这样好，感谢你们东北的高粱米饭、大风、黄土，给了我很大的锻炼。”“使身体能适应以后艰苦的战争年代和繁重的工作。”（《周恩来传》）

　　同样，他对“陶养性情”也是高度重视的。他强调要有明确的学习目的和动力，明确为什么而学。他鄙视种种为个人目的而学的动机。“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为“成伟大人物，克负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而读书，就是他少年时代的伟大抱负。这掷地有声，铿锵有力的豪言壮语，必将激励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奋发向上！此外，他还十分强调要“注重道德教育”，一向强调学生少年从小就应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作风，特别是要“热爱祖国，提高政治思想觉悟，树立艰苦朴素的作风”，“要热爱劳动”等。（《给天津市第十五中学的信》）

　　总之，要求学生少年“受完全教育”，“要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均衡发展”。就是周恩来的中心思想。
　　 


    学生青年时期应该学习得充实起来，锻炼得强健起来

　　学生青年时期是人生旅途中极为关键的时期。周恩来无论是在他自己的学生青年时代，还是在他以后的长期革命生涯中，都对学生青年问题十分关注。他热爱青年，喜欢和青年人在一起，对青年一代寄以殷切的希望。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尽管他日理万机，但仍时时关怀着青年一代的成长。他总是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接触学生青年。他曾多次出席青年的全国性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也曾多次出席首都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应届毕业生大会并作专题报告；还多次到一些高等院校和中学视察，演讲。可以说，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周恩来是接触学生青年最多，也是最能理解他们的。正因为如此，他对学生青年的论述是十分丰富的，涉及面也是十分广泛的。

　　周恩来对学生青年的特点做过许多精辟的论述和概括，他认为：学生青年在政治上突出的特点是“比较单纯”。（《年纪大的人也有他们的长处》）这是同成年人相比较而言的。学生青年受旧社会、旧观念、旧传统和旧习惯的影响相对比较少，因而他们在政治上纯洁可靠，可以信赖。在思想上，学生青年不仅“能够接受新鲜事物”，而且“接受新鲜事物来得快”。（《恢复和发展生产是解决城乡关系问题的关键》，《重视成人教育，培养建设人才》）这是说青年人思想上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的束缚，不因循守旧，思想解放，敢想、敢说、敢干。在精神上，学生青年的突出特点是“朝气蓬勃”和“富有朝气”。（《关于体制问题》、《跟着新生力量走》）在工作上，则“热情奔放”，“积极肯干”。在生理上，突出的特点是“精力旺盛”，“脑筋发展最快”。（《应该确立社会主义人口论的正确观点》）在年龄上，则正处在“年青力壮”，“有为的时候”。（同上）因此，他们“不仅有今天，而且还有远大的未来”。（《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所以他说，青年人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的希望，“我们最大的希望是三十岁以下的青年”。（《为祖国锻炼身体》）

　　周恩来不仅充分肯定了学生青年的优点和长处，热情勉励他们发扬这些优点和长处，而且还时常提醒他们要认识和克服自己的弱点和不足之处。他提醒青年要注意到，由于他们缺少政治斗争的锻炼与考验，缺乏社会经验，因而在政治上还不够成熟的一面；也指出了他们的思想容易“波动”的弱点和工作上往往因为“活动过多，负担过重”导致他们“健康状况不良”的问题。（《重视青年一代的健康》）

　　此外，周恩来还特别论述到了学生青年正处在从学校走向社会、从学习走向工作的重大转变时期这一突出的特点。

　　针对学生青年的上述特点，周恩来指出他们需要处理好几个突出的问题。

　　一是要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他认为“工作和学习是分不开的”。（《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首先，现在的学习是为了将来做好工作打基础的，因此，他希望学生青年“要养成良好的学习风气，要经常地向三个方面学习”：“一是向群众学习”，“二是向书本学习”，“三是要在实际斗争中学习”。总之是要“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全面发展，做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其次，将来的工作也离不开学习，因此他鼓励青年们要在工作实践中继续坚持学习，要“根据以往的那点根基，去发扬光大，去使理论适合于实际”（《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他还极力提倡“自修自学”，说这样“也可以培养一批人才”（《自修、自学也可以培养一批人才》）。他强调，只要肯，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学习。

　　二是要处理好理想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学生青年无论在校或参加工作，都会遇到这个问题，而且往往是理想与现实存在较大的距离。因此周恩来认为，学生青年首先是要树立革命的理想，要看到光明的前途，绝不能“因为家庭担子或个人问题而庸庸碌碌”（《跟着新生力量走》）。但是另一方面，理想也不能脱离现实，“不要只看明天，而逃避今天。”那样就会成为“脱离实际的空想”（同上）。他提醒说，“每个人一出校门都感到非常美满是不可能的”（同上），“不要一接触实际，碰到问题就失去前进的信心”（同上）。他说，“只有把理想与现实两者结合起来，不脱离现实，而又看到前途，这样，我们的方向才会更明确起来”（同上）。

　　三是要处理好青年人与老年人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学生走出校门进入社会以后，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了。周恩来主张青年人和老年人“要看到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因此要彼此尊重、互相学习。他认为重点是青年人要正确看待年长的人。因为“青年人的成长是老一辈亲手培养的”，他们“有丰富的经验”，“老马识途”，在实际工作中“带路的是老的”。所以“首先要教育青年”“尊重老年”。（《论知识分子问题》）周恩来特别提到青年人要学习老年人的长处，不能学老年人的短处。他对一些青年不深入实际喜欢坐办公室提出了批评。另一方面，周恩来也指出老年人要尽到自己的责任，“老年人要教育年青一代”，向他们传播革命思想、好传统、好作风，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他还特别提到老年人要放手大胆地让青年人开展工作，“要给他们一定的权”。总之，他强调指出只有青年人和老年人结合在一起，才能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优势，老年人“才能朝气蓬勃”，青年人才会更成熟，我们的事业才会兴旺发达。

　　四是要处理好恋爱婚姻和家庭的问题。周恩来早在五四运动前后，就向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恋爱婚姻和家庭观提出了勇敢的挑战。他核心的思想是反对没有真正爱情基础的婚姻和家庭。他认为夫妻由恋爱中生出来的，是真夫妻；若随旁人的撮弄或是动于一时感情的，这个夫妻实在是没有什么大价值的。他认为择偶的标准不是攀龙附凤，也不是才子配佳人，而是要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事业并且要有利于革命工作。他婉言谢绝一位校长以“千斤”相许的垂爱，拒绝了旅欧时期一位美貌女子的爱，最终选择了邓颖超作为自己终生的革命伴侣，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与邓颖超的夫妻关系正是从真正的“恋爱中生出来的”，是经过了长期革命考验的，是患难与共的生死之交。邓颖超曾因自己不能再生育多次劝周恩来另娶一位夫人，他不仅坚决拒绝了，而且对她爱得更深，更切了。已经公开发表的和尚未公开发表的周恩来给邓颖超的信件就足以作证。

　　周恩来还主张青年人要晚婚晚育和计划生育。并且从建国初期开始他就一直在积极倡导着。他认为“人的精力最饱满的时候，是二十至三十岁这个脑筋发展最快的时候。”（《应该确立社会主义人口论的正确观点》）青年人“应该趁年轻的时候，利用大好时光增加知识，学点本领，努力劳动，所以最好是晚婚，……至于结了婚的，就应该计划生育，就要节育。”（《谈谈青年的学习和生活》）他是从保护母亲的健康，优生优育，“为了我们人民生活的幸福，为了长远利益，也为了后代”才向青年们提这个建议的。他也是这样严格地要求自己的侄儿女们的。

　　周恩来认为处理好家庭问题的关键是丈夫要多关心体贴妻子，要尊重妻子所从事的家务劳动，要积极主动地分担一部分家务负担。他和邓颖超从三四十年代开始就倡导夫妻“互爱、互敬、互勉、互慰、互让、互谅、互助、互学”的“八互原则”。他自己也正是这样做的。他曾经怀着无限的感激之情对自己的侄儿女们说：“你们七妈家里一个亲人也没有，而我们周家却是一个大家庭，她这一辈子全都为我们周家服务了。”（《忆邓大姐》）

　　周恩来还特别谈到青年人应该赡养老人的问题。他说，“谈到赡养老人，我们有些青年团员也许会问：‘难道现在还要我们讲孝道？’”他强调“对‘孝道’要做分析，要辩证地看。”他说，“在新社会，家庭不再束缚我们了，老一代曾经哺育我们成长，我们就应该赡养他们。”（《谈谈青年的学习和生活》）由此可见，在恋爱、婚姻和家庭问题上，周恩来是把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同共产主义道德观完美结合的。

　　从周恩来的这些论述中还可以看出，他的中心思想就是希望学生青年能够“学得更充实起来，锻炼得强健起来”，希望他们“锻炼得更伟大，前程更远。”（《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
　　 


    世界上没有完人，永远没有完人

　　一九四九年五月七日周恩来在《学习毛泽东》的演说中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看到旧社会里有这样的人，乃至在人民统治的社会里也有这样的人，一旦有了进步就觉得自己过去什么都了不起，是‘天生的圣人’，把自己说得简直什么错误都没有，什么缺点都没有，人家这样说他，他也喜欢听。那就危险之至。”这句话，对于当时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们来说，的确是太新鲜了，也不大容易接受。因为当时在人们的头脑里始终是认为有“天生的圣人”的。譬如中国的孔圣人——孔丘、佛祖默罕默德•释迦牟尼，还有基督救世主耶稣等不就是吗？但是周恩来却说没有。非但没有，而且说谁要是这样看自己并且喜欢别人这样看自己，那就会“危险之至”，这不是危言耸听吗？当然不是。

　　何谓“天生的圣人”呢？自然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什么缺点都没有”，完美无缺的人了。这样的人古今中外现实生活中有没有呢？看看本世纪初还是学生的周恩来是怎么看的吧。一九一六年五月十五日他在《诚能动物论》这篇作文中写道：“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其能以一己之所行所言，范围世界之人类，虔心信仰，莫余外者，仅得数人焉：儒之孔、西之耶稣、佛之释迦是也。”“三子以为人类之表率”，可以说是真正的“圣人”了。但是，“夫三子亦犹人也，贵未及于天子，富未比乎陶朱，享寿亦若中人”，一句话，他们不也和普通人一样吗？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嘛！所以周恩来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更加明确更加肯定地说，“世界上没有完人，永远不会有完人。”古今中外，“哪一个人没有错误，没有缺点？”（《学习毛泽东》）实践证明，凡是不这样看自己的人都会走向反面。王明不是标榜他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吗？他不承认自己有错误，结果不是走到革命人民的对立面去了吗！张国焘不是认为自己一贯正确，只有他才代表“真正”的党中央吗？结果不是成了革命的可耻叛徒吗！林彪不是公开说他是“天生的圣人”吗，结果不是政变失败，叛逃国外，摔死在蒙古草原吗！

　　周恩来提出“世界上没有完人，永远不会有完人”是他科学人生观与世界观的生动体现。他对自己的观点始终坚信不移，坚定不移。他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对这个观点作过许多生动的阐述。

　　他认为人不可能“生而知之”，现实生活中根本就没有“生而知之”的人。他在《学习毛泽东》的演说中说到：毛主席“最不同意晋察冀一个课本描写他在十岁的时候就反对迷信，说他从小就不信神。”“那个课本写毛主席的故事，把事情反过来，说他从小就不迷信，打破迷信，生而知之。毛主席说，这是不合事实的。”毛主席也不赞成说他从小就懂得很多，什么都知道。最可笑的是林彪一伙，在三十年后竟大谈特谈“生而知之”了。然而，他们怎么不知道自己很快就摔死在温都尔汗呢！这不是天大的讽刺吗。周恩来还进一步分析说，“人不是生而知之，而是学而知之。”他援引中国一句古话“学然后知不足”，结合自己的体会说，“越学越感到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知道的东西太少了。”（《全面发展，做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是他在一九五七年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来的。他还说，“一个人不可能样样都懂，是个全才。”他以学术研究和科学研究为例说，“学术上的专业是分门别类的，而世界上同时精通各种科学专业的领导干部是不存在的。”他还说，“我们讲重视科学、重视知识，重视实践，是说每个人不可能懂得所有的事情。”（《要重视技术力量》）这说明，学识渊博的科学家、知识分子，也只能熟悉他们专业内的知识，也不可能什么都知道。中国科学院的第一任院长郭沫若可以说文学、历史、考古、艺术、诗词、书法、戏剧等方面都有卓著成就的人了，但是他也不是“同时精通各种科学专业的”，更不是“生而知之”和“无所不知”的人。

　　不仅对科学家应该这样看，周恩来认为对领袖人物和先进人物同样也不应神化。他说，“现实中没有神化人物”，（《看〈豹子湾战斗〉后的谈话》）现实中的领袖人物和先进人物，其实也是“最平凡最普通的”，（同上）如果把他们神化了，他们也就脱离了人民群众，他们自己也就“没有发展了”（同上）。他谈到毛泽东时说：“决不要把毛泽东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那样，“我们不就把毛泽东当成一个孤立的神了吗？”（《学习毛泽东》）他从实际出发分析说，“毛泽东是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关的，是和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的。是从中国近百年来和‘五四’以来的革命运动、多少年革命历史的经验教训中产生的人民领袖。”（同上）这说明，毛泽东成为人民的领袖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不是天生的；而人民接受他为领袖也有一个认识和选择的过程。

　　人之所以不能成为“生而知之”者，不能成为“全才”和“完人”，周恩来认为基本原因就在于人和时代都有局限性。他说，“任何人都有局限性，都不那么完全。没有绝对正确的人。……一个人总有长处和短处。……说一切都好，世界上没有这种人。不承认英雄有缺点，这不合乎毛主席思想，不合乎辩证法。说一切都正确，那就会骄傲，就会垮台。”（《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同样，任何时代也有局限性。时代总是发展的，变化的，进步的。所以他借一句古语说“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因此应该懂得，“我们今天也有局限性。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们被后人看来也会是很可笑的。（同上）

　　周恩来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分析这个问题，他说任何事物本身都存在矛盾，“事物本身总有长处和短处”，“事物没有矛盾，就不能前进。人类没有矛盾，人类就消灭了。世界没有矛盾，世界就毁灭了。”（同上）所以结论只能是“世界上没有完人，永远不会有完人”。

　　周恩来强调“世界上没有完人。永远不会有完人”，是不是全盘否定领袖人物，全盘否定先进人物呢？绝对不是。他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代表人物，我们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就是毛主席。”（《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毛泽东是在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大人物”（《学习毛泽东》）。他还说：“我们必须有一个大家共同承认的领袖，这样的领袖能够带着我们前进。三十年革命运动的实践使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领袖，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是我们的一面旗帜”，我们就是要“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同上）



    所有的人都要自我改造 

　　周恩来是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提出“所有的人，包括共产党人在内都要自我改造”这一观点的。既然世界上没有完人，永远也不可能有完人，那么进一步提出所有的人都要自我改造这个命题，当然就是顺理成章的了。事实也是如此，他在《学习毛泽东》的演说中，就已经谈到“毛主席说，他自己就是这样改造过来的。”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实践的丰富和发展，他这一思想也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周恩来提出“所有的人，包括共产党人在内都要自我改造”这个命题是严密而准确的。他说的是“自我改造”，显然是指人民内部的自觉的改造行为，不包括对阶级敌人和人民内部犯了法的人被动的改造行为。因此，“所有的人”就自然是除这些人之外的人了。这里的“所有”自然是指人民内部包括各个年龄、各个职业、各个文化层次和各个职务层次中的所有人了。既然如此，“自我改造”的内涵和性质也就明确了。从周恩来大量有关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所说的“自我改造”主要是指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所要改造的个人的主观世界，即人的思想，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当然也包括人的思想观点、思想方法和政治立场。这正如他在一九六一年六月的文艺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所说的，“改造，包括对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习惯势力的改造。”关于自我改造的性质，他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讲得很清楚：“改造在性质和程度上是有所不同的，”“人民内部的改造，只有程度上的不同。”就是说，性质都属于人民内部的范畴，但由于分属不同层次，人与人是有差别的，年轻人和老年人、孩子，教授和工人、农民，文盲和中小知识分子、高级知识分子，领袖人物与部长、科长，自我改造的程度当然不会是一样的。但有一点还是相同的，就是改造的目的都是为了克服个人头脑中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旧习惯势力影响，以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一句话，“自我改造是为了进步”（《论知识分子问题》）。“是为了更便于团结，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因此，自我改造“是好事不是坏事”，“是光荣的事情”。（同上）

　　周恩来对“自我改造”的特点做了深刻的分析。

　　他指出自我改造需要自觉。他在《论知识分子问题》提出这一看法后，又在一九六三年初召开的上海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做了阐述。他说，“只有认识到自己需要不断地学习和改造，才会愉快。不自满，有了缺点就改，就会进步；如果自满了，那就要退步。人总要不断地前进。”因此他强调要“自愿地坚持自我改造。”

　　自我改造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没有专门改造别人的人。既然是自我改造，所有的人都要自我改造，当然就不存在专门改造别人的人了。道理虽简单，但作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所以周恩来对那些不进行自我改造，专想改造别人的人说：“没有人是专门改造别人的，自居于领导，自居于改造别人的人，其实自己首先需要改造。要对这种人大声疾呼：‘请你自己先改造！’。”因为，“只有能自我改造的人，才能改造别人。”

　　自我改造的又一个特点就是也需要互相帮助。周恩来强调没有人是专门改造别人的同时，也指出了“能自我改造的人，才能改造别人，”他进一步指出“改造要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共同进步。”（《论知识分子问题》）

　　周恩来还谈到自我改造需要一个过程这一特点。他说“思想改造是长期的。把资产阶级世界观转变为无产阶级世界观，需要一个过程。”“就是长期在党内锻炼的同志无产阶级世界观也不见得那么巩固”（《论知识分子问题》）早在建国初他就结合自己的体会说：“拿我个人来说，参加五四运动以来已经三十多年了，也是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改造。”“现在担任了政府的领导……我还要学习和改造，因为我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没有明白的道理也很多。所以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认识，这样才能进步。”（《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

　　与上述观点相联系，周恩来指出自我改造是没有止境的特点。他分析说，“由于事物的发展是无止境的，所以人思想认识和思想改造也是无止境的。”（《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他还谆谆告诫大家说，“作为一个党员、革命干部、共产主义战士，要永远承认两条：一、个人的知识总是有限的，而知识是无穷的，学到老学不完，直到心脏跳动停止，你还学不完；二、社会总是在过渡中，我们把旧社会过渡到新社会，把剥削社会过渡到无剥削社会，因此，人也永远要处在改造中。”（《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才提出了“要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改造到老”的著名观点。（《全面发展，做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周恩来还指出了自我改造的正确方法和途径。他指出自我改造离不开学习和实践，“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思想，不可能自发生长出来，必须经过长期的自觉的锻炼。”（《要做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为此他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提出的通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通过自己的业务实践；通过理论学习这样三条道路进行自我改造。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周恩来还强调自我改造要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要坚持循序渐进的方法。这是同自我改造的特点密切相关的。他分析说，人的思想转变必须要他本人自觉才行。旁人用粗暴的方法对他进行思想改造，是不会解决问题的。因此，“要和风细雨，这样气才能顺，心情才能舒畅，才能接受帮助。”（《论知识分子问题》）另一方面，由于“改造需要时间，一下子要求很高、很快，这是急躁，不合乎实际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所以，自我改造还“应该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同上）地进行。
　　 


     要经常解剖自己的思想

　　“要经常解剖自己的思想”，这是周恩来一向奉行的作人原则，也是他最突出的特点之一。

　　“要经常解剖自己的思想”，这句话是一九五一年《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中提到的。他所以这样强调是有原因的。从他的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到：一是为了改造旧思想，达到个人不断进步的目的。他说，“为了改造旧思想，就要经常解剖自己的思想，这样才能逐渐进步。”（《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要改造旧思想，就得解剖自己的思想，这是因为无论生在旧社会还是生在新社会，“我们每个人都受过旧思想的影响，脑子里多多少少存在着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所以说话做事如果不多加思考，就常常会出偏差，甚至有时会发生大的错误。”（同上）因此，只有经常解剖自己的思想，才能不断地清除自己头脑中旧思想的影响，保证自己不犯或少犯错误。周恩来还从人思想发展的规律来认识这个问题。他说，“人最难的是认识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人总是容易看到人家的短处，看到自己的长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反之就不那么容易了。人要自觉地认识这一特点，做到经常解剖自己的思想，自觉地检讨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不就大大减少了犯错误的机会了吗？其次，经常解剖自己的思想，才能“便于取得别人的帮助。”因为，任何人都离不开别人的帮助，离不开集体。周恩来分析得好，他说：“共产党人是靠集体生活的，一个人如果平时批评不得，或者不将心事告人，这个人的短处或弱点就很难在平时得到补救。这种人不犯错误则已，一犯就会摔大跤、犯大错误，而他的短处或弱点也正在这个时候才会彻底暴露。”（《增强党的团结，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所以他主张“真正的共产党员不能见病不治，更不能讳疾忌医。”（同上）经常解剖自己的思想，既能促使自己进步，又能帮助别人进步，达到团结的目的。因为你严格要求自己，经常解剖自己的思想，别人就可以从你的经验中得到启发和教育。同时，“人家看你作自我批评，他也会作自我批评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这样，才有利于消除彼此的误解和隔阂，促进团结。所以周恩来强调“为团结起见，为了进步起见，应该以身作则，先从自我批评开始。”（同上）

　　周恩来还针对一些人的顾虑分析说：“那么，这样做是不是个人就失掉威信，工作就很难做了呢？是不是有人会说，‘看你这个人，原来是这个样子，满身疮疤！’于是不愿跟你接近了呢？……这不要紧，这正可以促进你自己的反省。等到人家改变了态度欢迎你的时候，你就会得到安慰，彼此之间就会团结得更好。”（同上）

　　他十分赞赏中国古代曾子经常自省的精神，他说，“中国古代的曾子尚且‘吾日三省吾身’，常常想想自己，何况我们。”（《跟着新生力量走》）他还说，“应该努力反省。自己做错的事，自己总是知道的。有些话，有些事，一时想不起来，多回忆几次，重要的总会记起来的，……自己反省，一定要用党的尺度来衡量，并且要准备经过一个认识、斗争和痛苦的过程。”（《增强党的团结，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周恩来正是以这样的精神严格要求自己的。

　　周恩来经常解剖自己的思想，当众作自我批评。对此，熟悉他的人都已司空见惯了。每当他回顾党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时，他总是要谈到自己所犯的错误和所负的责任。例如他在谈到党在历史上发生过的“左”右倾错误时，就坦率地说：“拿我个人来说，就有过多次这样的经验教训。正是因为有过这样的错误，才使自己受到更多的教育。”（《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每当总结工作分析成绩与问题时，他总是先从自己的经验教训谈起，主动承担责任，减轻下层部门及各级负责同志的精神负担。例如他在总结五八年“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时，就直截了当他说：关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中央应负很大责任。中央主要是书记处和政府部门，我们做具体工作的同志应负主要责任。在中央周恩来是副主席，在政府他是总理，做具体工作的也主要是他，可见，他讲这样的话是主动承担责任的。他还说，有些事情发生，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调查，摸得不细，心里没底。因此，不能及时向主席提出，也就得不到解决。问题就是“上行下效”，“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他这样一讲，上替主席解脱，下为各级干部解脱，这种高风亮节的品德，怎能不令人佩服呢！每当他动员别人进行思想改造和思想斗争时，他也总是以自己的经历和体会现身说法，典型诱导。他在《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中，就多次以自己的家庭、历史和经验教训为例，说明改造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艰巨性，使人们听了倍感亲切，深受激励。每当他做青年的思想工作和进行青年运动的传统教育时，他也总是把自己青年时代探索革命真理的坎坷经历、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讲给大家听……总之这些事实充分说明，周恩来提出“要经常解剖自己的思想”，不仅是对大家的，更是对他自己的。因为他从来就是一个言行一致和严于律己的人。



     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

　　“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是周恩来在一九六二年二月三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福建组会上讲话时说的。这是他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后提出来的，也是他对个人的经验体会和我们党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反映了他一贯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

　　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是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多人参加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的目的是总结前几年工作的经验，纠正五八年“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错误，做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周恩来的讲话就是针对“这几年来，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的。在这次讲话之前，他响应毛主席在一九六一年春天提出的领导干部要亲自搞好调查研究的号召，利用陪外宾访问和工作之便视察了武汉、南宁、重庆、成都和上海等地的工作，并先后多次到河北省邯郸地区和天津地区专程搞调查。因此，他对党内出现的说假话和浮夸等不正之风的严重性和危害深有体会。他极为感慨地说，“大家都说假话，看领导的颜色说话，那不就同旧社会的官场习气一样了吗？”他对此表示“很痛心”。

　　周恩来提出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反映了他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与人生观，也反映了他一贯严谨务实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他提出这四句话，并不是不要人们说话，鼓劲和做事，他所反对的只是那些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或不说话；假使劲，强使劲，瞎使劲或不使劲等，种种弄虚作假和不实在的现象。坚持两点论，同时反对两种错误倾向，既反对“左”，也反对右，是周恩来一贯的思想特点。早在新中国诞生前夕，他就在学习毛泽东的演说中提出，“我们应该排除急躁、骄做、气馁、灰心、丧气，学习毛泽东的学习作风和工作作风，老老实实，实事求是，踏踏实实，稳步而又勇敢地前进。”一九五三年六月，他针对当时经济建设中第一次出现的急躁冒进现象，提出了“我们既反对保守思想，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忠告。一九五六年六月，他又针对经济建设中更大的急躁冒进提出了“右倾保守应该反对，急躁冒进现在也有了反映。这次人大会上要有两条路线的斗争，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预算应该放在可靠的基础上，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特别要提出的是在讲话十多天后，他又讲了一段话，他说：“不要急，我们要实事求是，不要急躁冒进，也不要右倾保守，要逐步实现，不要一步登天。”（《关于体制问题》）这句话虽然也讲了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但他讲话的重点已经十分明确和突出了。在他看来，我们搞社会主义，要战胜资本主义，当然要调动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与创造性，需要热火朝天地大干社会主义，但是，他同时认为“应小心谨慎”，“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他认为那样做“就很危险”（同上）。“反冒进”遭到批判后，导致“大跃进”，说假话和浮夸风严重泛滥，证明周恩来的话并不是危言耸听。

　　周恩来一而再，再而三地讲这样的话，并且不怕各种压力和对他的错误批判，表明他是出以公心。出自对党和人民的高度责任心。他说，“我们要做实实在在的事，做实事，收实效，才会对人民有利。”（《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周恩来提出这四句话，绝不是要束缚人们的思想和手脚，恰恰相反。他说，要求人们“说出一句话来就是百分之百正确，天下没有这种事情。”（同上）“我们提倡鼓干劲，不是鼓假劲，而是鼓真劲。”他强调这四句话的实质就是实事求是。他说，“这四句诺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这四个字，话虽简单，却包含着丰富的内容。”这就是他经常强调的，把“主观能动性要和客观可能性结合起来”。把“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同”美国人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把敢想、敢说、敢做的精神“同求实精神结合，建立在科学预见之上。”（《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周恩来认为要做到这四句话，必须从两方面努力：“首先要领导上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活。”要学“唐代皇帝李世民，能听魏征的反对意见，‘兼听则明’”。其次要深入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搞好调查研究。总之，做到这四句话，纠正不正之风，是要从领导干部做起。



    要戒慎恐惧地工作

　　“要戒慎恐惧地工作”，是周恩来在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写的《怎样做一个领导者》中提出来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工作实践中，他不仅多次谈到这一观点，而且始终把它看作自己信守的重要处事原则。

　　“要戒慎恐惧地工作”，充分反映了周恩来对党、对人民、对革命工作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他常说，对待党和人民交给自己的工作，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惊惊”地对待，要有“临事而惧”的精神。他说，”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因为“建设时期丝毫骄做自满不得，丝毫大意不得。”（《认清形势，掌握主动》）建国初期他就谆谆告诫大家，“新中国的工作人员对自己的国家应有责任感，这样才能涌现出成千成万具有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工作人员。”（《当前财经形势和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由此可见，他提倡“临事而惧的精神”，提倡“戒慎恐惧地工作”，并不是要人人成为胆小怕事，谨小慎微的“君子”，而是要人们在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前提下去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认真负责谨慎地开展工作。这就必须要有高度的革命责任感。这就既不能“采取草率的态度”，也不能“采取消极敷衍的态度，而是应该采取坚定的、稳健的、谨慎的态度。”（《关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

　　周恩来提倡要谨慎地工作，并不是说在工作中就一点错误也不能出，这在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应该怎样来看这个问题呢？他说，“我们每天做工作，总是兢兢业业，生伯做错了。如果不深思熟虑，事情做错了，对人民就很不利。所以，一定不要骄做，遇事不要急躁。”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说过，“当然不能说在工作中就毫无错误，但是我们不要怕，要在工作中好好学习。”（《关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后来，他说的更清楚了：“一点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错误越小越好，知错马上就改就好”。如此看来，周恩来强调的是对人民负责，每项工作要兢兢业业，深思熟虑，尽量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犯了错误要尽快改正。周恩来曾多次讲过，在他所担负的工作中，他最担心的是两件事，一个是水利，一个是“上天”。他对这两件事从来都不敢掉以轻心。就因为这两件事既关系到全体人民的眼前利益，又关系到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稍有疏忽就可能铸成大错。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所以他抓这两件大事始终是诚惶诚恐小心翼翼地抓规划，抓落实，一步一个脚印，从未放松过。

　　“要戒慎恐惧地工作”，充分反映了周恩来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他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中就提出要学习列宁的工作作风，把“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同“美国人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学习毛泽东的工作作风，把“中华民族的谦逊实际”，同“知识分子的好学深思；革命军人的机动沉着”结合起来。这就是他一向倡导并身体力行的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他十分推崇鲁迅先生一丝不苟的精神，“对任何一件小事都不苟且”。他自己也正是这样要求自己的。最突出的事例是他领导我国两弹一星研究和试验中那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他每次主持专委会议，听取研制、试验情况汇报，对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常常提出一些专家和技术人员都没有想到的问题，从而保证了研制试验工作的万无一失。由他提出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方针，至今仍是我国国防尖端部门严格遵循的工作方针。

　　“要戒慎恐惧地工作”，充分反映了周恩来深思熟虑躬行实践的工作方法。事实上，它既是工作态度，又是工作作风，同时也是一种科学的工作方法。这就是周恩来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一致性。周恩来提倡“要戒慎恐惧地工作”时，总是讲要“深思熟虑”，“还要躬行实践，以为倡导”（《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这是一种缜密的、科学的工作方法。在讨论三门峡工程设计方案这件事上，就突出地反映了这一点。那是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当时三届全国人大的筹备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除了几项重大外事活动外周恩来还有许多繁重的工作任务，但是他仍抽出时间来同有关同志研究召开治理黄河会议的筹备工作，并亲自主持了这个会议。他原来还打算用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到现场去实地调查，取得第一手材料，但始终没抽出时间来。会议期间，他多次到会并仔细听取各种不同意见的讨论。他在最后结论时，仍然强调，“黄河治理从一九五○年开始到现在将近十五年了。但是我们的认识还有限，经验也不足，因此，不能说对黄河的规律已经都认识和掌握了。”（《在治理黄河会议上的讲话》）他要求不管持哪种意见的同志，“都不要自满，要谦虚一些，多想想，多研究资料，多到现场去看看，不要急于下结论。”（同上）

　　周恩来就是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戒慎恐惧地工作着。



    我们国家干部是人民的公仆

　　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应该怎样看待干部与群众的关系，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怎样看待自己，怎样看待人民群众，这是人生观与世界观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周恩来认为，我们国家的所有干部，无论其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反对官僚主义》、《克服目前闲难的主要办法》）。都应该“满腔热忱地、勤勤恳恳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增强党的团结，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提醒各级领导干部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个人，不管过去做了多少工作，现在担任什么职务，没有党和人民，就既不会有过去的成绩，也不会有今天的职务。”（同上）这充分说明了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干部的一切是人民群众给的，干部应该一切为群众着想。他在《学习毛泽东》的演说中，不仅论述了毛泽东与中国人民的这种关系，而且特别赞颂了毛泽东坚定不移地“代表中国人民的正确方向”这一根本之点。他赞誉朱德的也正是他“为党为人民真正忠贞不贰”的高贵品德。他称颂王若飞等革命先烈的正是他们那种“为国奔波，为人民事业奋斗到最后一口气”的牺牲精神。

　　周恩来谈到我们的干部要当好人民的公仆和勤务员，必须有为绝大多数人民的最高利益着想的人民立场。他在《学习毛泽东》的演说中，高度赞扬了毛泽东在坚持真理，实现真理过程中始终坚持的原则——“总是照顾大多数，为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原则立场。他强调，“为人民服务就是要为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服务，也就是说，要照顾到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周恩来提出，要善于把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同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结合起来；要时时为后代子孙着想。

　　周恩来还谈到人民公仆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对待群众，“反对特殊化作风”。他一贯坚决拥护并模范执行和维护党中央关于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和企业的名字等歌功颂德的作法的规定。他不准在展览中宣传他，不准开放他的故居，不准为他建纪念馆和塑像。他也十分注意时时处处以普通劳动者出现在群众中。他曾深有感触地说：“在战争年代，我们与老百姓住在一起，天天见面，不分彼此，和群众的关系很密切。现在就不一样了。”（《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他接着说，现在“‘官’大了，和根据地的情况不一样了。所以你们鼓掌，我心里就不安。”所以，他总是警惕自己，绝不搞特殊化。他外出一向是轻率简从，坚决反对如临大敌把领导者同群众隔离起来的保安措施。他每到一地，坚决拒绝住豪华宾馆，坚持住招待所。他经常找机会深入基层和群众谈工作，拉家常，亲亲热热，无拘无束。他把特殊化作风视为旧习惯势力深恶痛绝予以反对。

　　周恩来经常强调我们的干部必须深入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他说，“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是一刻也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干部子弟不要特殊化》）。他总是提醒各级领导干部“不能自视过高”，那样会脱离群众。他现身说法启发大家说，“就拿我说，你要有一两年不到底下去，就会和群众有隔阂，许多群众的事情就会不晓得了。”（《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说领导干部的办法和智慧都是从群众中来的。“政治家就是能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制定政策”。在周恩来的心里总是装着人民群众，处处想到人民群众。所以他总是告诫各级领导干部做工作要“坚持群众自愿的原则，凡事都要和群众商量”（《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若干主要问题》）。还要“经常注意爱惜民力和时间，不要随便增加人民的负担。”（同上）

　　周恩来强调我们的干部必须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命运，”“乐人民之乐，忧人民之忧。”（《反对官僚主义》）我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带头吃粗粮，带头节衣缩食的事迹早已成为我国人民家喻户晓的佳话。为了调查和解决乘车难的问题，他亲自去挤车，同普通乘客亲切交谈。一九六一年四月中旬，他陪缅甸总理吴努访问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首府允景洪，正值傣族人民欢度傣历新年。为了与少数民族同胞共庆佳节，周恩来换上了傣族服装，同傣族同胞一同跳起象脚鼓舞，开始最热烈的泼水活动后，他也同大家一样用伯枝蘸着银碗里的清水与少数民族兄弟相拨洒。后来少数民族同胞为表示对总理的亲热和尊敬之情改用大盆往总理身上泼。他怕扫大家的兴，坚持不让身边的警卫人员在前面拦挡……

　　一九六六年三月河北邢台地区接连两次发生强烈地震。三月八日第一次地震发生的当晚，周恩来得到报告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组织救灾工作。第二天向党中央、毛主席书面报告灾情及应急措施后，便不顾余震危险赶赴灾区现场视察慰问，领导抗灾救护工作。三月十日又赶到受灾最严重的震中地区白家堡村慰问受灾群众，三月十二日至十六日周恩来在天津参加华北局会议期间，还多次找有关同志谈抗震救灾工作。三月二十二日第二次地震发生，当时他正忙于几项重大的外事活动，几天后，当他能抽出身来时便立即赶赴灾区。三月三十一日到石家庄了解情况，第二天就赶到宁晋县东汪公社临时医院一个一个地连续慰问了140多位伤病员。这一天他连续视察慰问了宁晋县的东汪、耿庄桥，巨鹿县的何家寨，冀县码头李和邢台市等地，连续工作了16个小时，未进一粒米。四月二日又赶到邯郸了解灾情和救灾工作，三日上午到魏县漳河，下午到大名前桑园，晚上就吃驻在大名，第二天又到临彰县的南岗、后赵坦，晚上到了成安南王庄，又赶回邯郸。五日上午视察岳城水库，下午赶到磁县，当晚还与省、地区及中央的有关同志座谈，午夜12点才踏上返京之路。他就是这样，心里时刻装着人民群众的忧与乐。

　　周恩来认为人民的公仆、勤务员，就应该像牛一样诚诚恳恳，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他热情赞颂鲁迅先生“伏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主张学习鲁迅“像牛一样努力奋斗”，“为人民服务而死”。他要求我们的党员、干部对待人民群众“要如对孺子一样地为他们做牛”。“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在上海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他还热情颂扬了毛泽东一家数人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流血牺牲，无私奉献的精神。他自己也正如牛一样几十年如一日废寝忘食，呕心沥血，忍辱负重，鞠躬尽瘁地为人民辛勤工作的。特别是他生命的最后十年，是在极特殊的环境下度过的，他一方面要苦力支撑着被极左路线冲击得千疮百孔的国计民生，一方面还要同林彪、四人帮一伙进行明里暗里的激烈搏斗。很多人都为他担心。他却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的精神鞭策自己以坚韧不拨的毅力继续斗争。在他的病情一日重于一日的弥留之际，他最关心的不是自己，而是国家的四化建设和统一的大业。他想的是怎样攻克像恶魔一样危胁人民生命的癌症。他对自己的后事想到的还是人民：他坚持遗体解剖，要为癌症研究和医学发展作最后一次贡献；他坚持遗体火化不留骨灰，撒入祖国山河大地，想的是不与活人争地，骨灰化作肥料继续为人民服务。周恩来光辉的一生，是寻求高尚完美人生的一生，是完全彻底无私奉献的一生。

　　我们的先人修身浴德讲究“宏兹九德”。九德是“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疆而义。”（《尚书•皋陶漠》）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恢宏发扬这样九种德行：宽宏大量而能严肃恭谨，性情温和而能有主见能立事，老实谨慎而能恭敬端正，能排乱解纷而又小心慎重，柔顺驯服而能坚强刚毅，挺直端正而能和善宽厚，质朴平易而能清正廉洁，能刚断事理而又有节有制，刚正强直而能容止适度。然而，纵观华夏历史，悠悠数千载，真正能“修成正果”，九德兼备者谁？实在是凤毛麟爪，难寻觅！“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看今朝，二十世纪的中国，能“宏兹九德”者，恐若周公恩来首鲜矣！有冰心老人一九八八年一月三十一日的话为证：“周恩来总理是我国二十世纪的十亿人民心目中的第一位完人！”是的，尽管人们知道世上无完人的客观真理，但是，人们还是愿意用“千古完人”、“万代楷模”一类的颂词赞誉他那超凡脱俗的完美人格。这正是：

    “人事有代谢，

　  　往来成古今；

　  　江山留胜迹，

　  　我辈复登临。”

　                　——唐•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